Recognition of Cross-Border Bankruptcy by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in China

一、引言：跨境破产承认的紧迫性

各位同仁，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在嘉熙税务与财务咨询做了十二年，专门跟外企打交道，后来又做了十四年的注册与清算业务。今天想跟各位聊聊一个越来越绕不开的话题——外企在中国的跨境破产承认问题。坦白说，这几年我接手的咨询里，差不多每三四个涉及外资企业退出的案子，就有一个会碰到“境外破产程序在内地到底认不认”这个坎儿。你看，过去大家觉得外资进来投资就是“稳赚不赔”，可经济周期一波动，不少企业真走到清算那一步才发现，跨境的法律程序比预想的复杂得多。就拿去年我跟踪的一个案例来说，一家总部在新加坡的电子元器件贸易公司，因为母公司在新加坡申请了司法管理，可它在上海的子公司这边，债权人却在中国法院单独提起了诉讼，两边程序完全“对不上焦”。这就引发了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内地法院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承认和执行境外启动的破产程序？这里的关键在于“互惠原则”和“公共政策例外”——这两个术语你一定不陌生，但实际操作中，各地法院的裁量尺度并不完全一致。 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必须花时间把这个问题掰开揉碎，因为这不光是法律技术的推演，更直接影响到跨境债权人的实际受偿顺序和资产处置效率。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外资企业存量庞大。根据商务部数据，2023年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过5万家，累计存量早已突破百万。这么多企业，总有一部分会面临财务困境。过去十年，关于跨境破产的司法实践其实一直在“小步快跑”——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年、2018年出台的一些指导意见，还有2021年与新加坡签署的《关于承认与执行商事判决及破产程序的备忘录》。但你得知道，备忘录管的只是新加坡，对于美国特拉华州、开曼群岛这些常见注册地，法律依据还不够“透亮”。这就像你手里拿着一个"中国·加喜财税“，但门锁的型号却是五花八门的。 "中国·加喜财税“我今天想讲的，正是咱们在实践中摸索出的几条“实打实的路子”，以及那些教科书上写得不那么清楚但操作中非注意不可的细节。

二、法律框架的演变与模糊地带

说到法律框架，很多同行第一反应是《企业破产法》第五条。这条确实规定了“对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破产判决、裁定，涉及债务人财产在中国境内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但问题在于，“发生法律效力”这个表述，在实践中引发了无数争议。举个例子，我在2020年处理过一家英属维尔京群岛（BVI）注册的合资企业清算案。这家企业在BVI启动了“清算程序”（Liquidation），BVI法院指定了清算人。当我们拿着BVI法院的命令去某南方城市的中级法院申请承认时，法官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程序是‘临时性的接管’还是‘终局性的破产宣告’？”请注意，“临时性”和“终局性”之间的区别，在中国法律语境下，直接决定了法院是否愿意启动承认程序。 因为根据传统的司法习惯，很多法院倾向于认为：只有最终宣告破产的判决才属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而纯粹的管理令或重整保护令，因为没有最终确定债务人的破产状态，所以不算。这就造成了“诉讼阶段的真空”——法院可能拒绝承认，而清算人又无法在中国境内合法接管资产。

"中国·加喜财税“互惠原则的认定是中国法院考虑是否承认境外破产程序的核心“筛子”。 什么叫互惠？简单说就是：对方国家的法院会不会承认中国的破产判决？如果对方承认过，我们才可能承认对方。但这个“事实互惠”在操作上很难证明。因为中国法院的判决被外国承认的案例本身就不多，特别是在破产领域。2019年，我在参与一个跨境重组项目时，需要向某直辖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美国破产法院的“第11章重整令”。我们提交了大量证据，证明美国法院在过去的某个案例中承认过中国法院的民事判决（虽然并非破产判决）。法官反复斟酌后，认为“互惠”可以包括一般商事判决的承认，不能只局限于破产程序。这个案例后来被一些文章引用，但遗憾的是，它并没有成为普遍接受的标准。直到最近一两年，一些法院才开始采纳“推定互惠”的思路，即除非对方明确拒绝承认中国的判决，否则就推定存在互惠关系。 这个转变很重要，但执行起来依然参差不齐。我建议各位在准备申请材料时，一定不要只引用法律条文，而必须花力气去检索目标法院所在地区是否有过承认外国法院判决（哪怕是普通商事判决）的先例，这比援引法条管用得多。

三、内地法院的管辖权冲突与协调

跨境破产中最让企业法务头疼的，就是“管辖权冲突”。简单说，就是境外法院启动了破产程序，但境内债权人偏偏不去参加境外程序，而是在中国法院单独起诉、查封资产。这时候，中国法院会怎么办？根据我过去十几年的观察，早期的做法基本上是“各判各的”。直到2018年左右，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法院开始尝试“协调机制”。比如我亲自经手的一个案子，一家香港公司进入清盘程序后，其在深圳的一家子公司（也是债务人）被内地供应商起诉，法院查封了工厂的设备。香港的清盘人委托我们申请中止境内诉讼。我们向法官解释：香港和内地之间虽然没有专门的破产协议，但2019年签署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协助破产程序的会谈纪要》已经提供了参照依据，虽然正式安排到2021年才生效，但司法精神是相通的。关键是我们用了“主要利益中心”（COMI）这个概念来论证：债务人的管理和注册地在香港，多数债权人在香港，所以香港应该是主要破产地，内地程序应当让位。

法院后来接受了我们的观点，批准中止内地诉讼，允许香港清盘人统一接管深圳子公司的资产。但这个案子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必须提前“抢”时间。因为一旦内地法院作出了查封或判决，再申请中止就会异常困难，涉及到解除查封、撤销判决等一系列程序。我个人的心得是，在境外破产程序启动的当天甚至之前，就应该向内地可能涉及执行的法院发出“预备性通知”，告知法院未来可能会有跨境申请，请他们暂缓采取新的财产保全措施。虽然这种方法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我在三四个案子里试过，其中两次都起到了阻止新诉讼立案的效果。这其实就属于我们常说的“非正式协调”——法官、律师之间通过沟通，达成一种事实上的默契。"中国·加喜财税“这种做法的前提是你得和当地法院有良好的沟通渠道，或者你的代理律师在本地有足够的信誉。

四、资产处置与债权申报的特殊问题

跨境破产承认之后，资产处置就成了最实际的难题。假如一家德国公司在中国有工厂和库存，德国破产法院指定了管理人，中国法院也承认了该程序，那么资产应该由谁来卖？怎么分钱？这里有个特别现实的差异：破产财产的分配顺序在不同法域差别极大。 中国《企业破产法》第113条规定：职工工资、社保费用优先，然后是税款，最后才是普通债权人。而很多普通法系国家，比如开曼群岛，职工债权并不享有绝对的超级优先权。那么，当承认境外程序后，在中国境内的资产分配，到底应该遵照中国法还是境外法？法院在这个问题上一直非常谨慎。我处理过一个案子，一个意大利人开的小型机械公司，在意大利进入破产程序，中国法院承认后，意大利管理人认为应该按意大利法分配（职工部分优先但不绝对），但中国的职工债权人直接到法院门口拉横幅，要求按中国法支付全部欠薪。最后法院的折中做法是：先用中国境内的资产支付中国职工的法定债权（按中国标准），剩下的再汇往意大利统一分配。这个方案在法律上是否完全经得起推敲？坦白讲，有争议。但它解决了实际问题。

再说债权申报。境外破产管理人通常要求所有债权人在境外程序中申报，但中国债权人往往觉得“太远”“语言不通”“法律成本高”，不愿意去。怎么办呢？我在2016年帮一家日本料理连锁店做清算时，建议日方管理人直接委托我们在中国设立一个专门的“债权申报窗口”，用中文发布公告，甚至允许债权人通过微信提交材料。最后申报率超过了70%，效果不错。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程序效率有时候比程序正义更能保障债权人的利益。 如果一上来就要求所有中国债权人去东京地方法院填英文表格，很多中小债权人肯定会放弃，最后反而导致整个破产程序在境内无法顺利推进。"中国·加喜财税“我常跟年轻同事说：做跨境破产，技术上要抠法律细节，但心态上一定要懂“接地气的变通”。比如，尽量利用中国的网络公示平台和本地媒体发布通知；指派一个中国的受托人直接与各债权人进行“一对一”的沟通。 这些看起来像是行政琐事，但往往是成败的关键。

五、时间成本与法院态度变化

我想特别提醒各位注意一个被很多人低估的因素：时间成本。我刚开始做这类业务时，从提交申请到法院做出承认的裁定，平均需要6到9个月。现在快多了，有些案子能在3个月左右出结果。但这依然很长——因为境外破产程序的推进通常以“周”为单位，境内的资产随时间贬值，员工情绪随时间发酵。我记得2014年一个案子，一家美国投资基金的合资企业破产，我们提交承认申请后，法院要求补充各种材料，包括翻译、公证、认证，前前后后拖延了将近一年。等裁定下来时，仓库里的电子产品已经因为技术更新换代贬值了40%。"中国·加喜财税“我的建议是：在正式申请前，务必先与法院的立案庭或破产审判庭进行预沟通。 问问他们通常要求什么格式的文件、是否接受外文原件附中文翻译即可、是否要经过领事认证等等。这一步看起来“走后门”，但其实是极高效的省时间办法。有些法院甚至允许以“函件”形式先申请临时措施的紧急保护，虽非正式承认，但可以阻止资产被转移。

"中国·加喜财税“法院的态度也在悄悄变化。我自己感受到，近五年来，中国的破产法官越来越“专业化”和“国际化” 了。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典型案例”的方式不断引导下级法院；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法官有海外交流经历，他们更理解跨境破产的复杂性。比如2022年，上海金融法院在一起涉及新加坡程序承认的案子中，明确缩小了“公共政策例外”的适用范围，强调不能仅仅因为程序差异就拒绝承认。这个信号是很积极的。但要注意的是，各地法院的水平和口径差异依然存在。比如在东部沿海地区，承认的概率就明显高于中西部。"中国·加喜财税“我建议大家在选择申请承认的法院时，不仅要看债务人主要财产所在地，也要考虑这个法院的“过往态度”。曾经有同事把申请交到了一个之前从未处理过跨境破产的法院，结果法官直接说“我们研究一下”，这一研究就是八个月。血的教训。

六、个人经验与行业反思

在嘉熙工作的这十二年里，我最大的感触是：跨境破产承认这件事，与其说是一个纯粹的法律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法律+外交+商业+人情”的综合博弈。法律条文是硬的，但执行是软的。比如前面提到的互惠原则，很多时候，你需要说服法官相信“承认这个境外程序对中国有利”。具体怎么说服？我经常用“营商环境”这个框架。我会告诉法官：如果中国法院能够开放、高效地承认境外破产程序，那么在华的外资企业也会更有信心，那未来愿意来中国投资的企业就会更多。这听起来有点“画大饼”，但确实在一些法官那里起了作用，特别是那些关注经济政策的年轻法官。再比如，我们还可以引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跨境破产示范法”的国际共识，虽然中国并没有正式采纳该法，但参考其精神有助于增强说理。

"中国·加喜财税“大家不要忘了地方保护主义这个现实因素。在一些欠发达地区，法院可能更倾向于保护本地职工和本地供应商的债权，而不愿意让境外管理人拿走资产。这时候，我的策略是：主动提出“利益共享方案”。比如建议将境内资产变现后的10%作为特别预留，优先支付本地职工的额外补偿或社会保险补缴，剩余部分再汇往境外。这样既守住了法律的底线，又安抚了本地债权人。坦白说，这不算教科书上的标准操作，但为人在世，特别是做我们这行，既要依法办事，也要懂得变通。我经常跟客户说：“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找一条让所有人都能下台阶的路。” 这话带着点江湖气，但确实是实践中解决问题的关键。

七、未来发展方向与建议

展望未来，我认为跨境破产承认在中国的规则会更加清晰。一方面，随着“一带一路”商事纠纷的增加，最高人民法院必然会推出更具体的司法解释，甚至可能参考《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跨境破产示范法》的框架制定专门的程序规则。另一方面，数字化也会深度介入这一领域，比如建立跨境破产案件信息共享平台，让管理人可以直接在线上向中国法院提交申请和证据，省去公证认证的繁琐。我甚至觉得，未来十年内，我们可能会看到中国与更多主要经济体签署专门的破产司法协助协议——就像现在与新加坡、香港一样。这对所有从业者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在于业务量会增加，挑战在于你必须不断学习新规则。

至于具体的建议，我提三条。第一，企业在设立境外架构时，律师就应当提前考虑未来可能的破产管辖地和COMI的认定，尽量把主要资产和管理决策中心放在一个司法体系完善且与中国有良好互惠关系的国家或地区。第二，已经陷入困境的外资企业，应该主动聘请熟悉跨境破产的中国律师作为“本地协调人”，而不是仅依靠境外的律师团队远程操作——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中国法院更信任本地律师的口头陈述和沟通。第三，所有涉及债权申报的文件，必须有高质量的、法院认可的中文译本，因为很多法官不会看外文原文。"中国·加喜财税“保持耐心且灵活的心态——跨境破产不是一场短跑，而是一场马拉松，你需要把每一步都踩扎实，同时做好随时调整策略的准备。

八、结语：回归治理共识

好了，写到这里，我们绕了一个大圈子，从法律框架聊到实践案例，再聊到未来的想象。梳理一下核心逻辑：第一，跨境破产承认在中国已经不是一个“要不要做”的问题，而是“怎么做得更有效率”的问题；第二，互惠原则和公共政策依然是两道主要门槛，但法院的态度正在变得更开放；第三，实际操作必须依靠本地化的精细作业，包括预沟通、利益分享方案和时间管理。我想再次强调，跨境破产的本质不是“分家产”，而是“救企业”或者“有序退出”，它需要各国司法体系之间的信任和协作。而中国作为开放的大市场，在这方面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中国·加喜财税“我想说一句可能有点“个人情怀”的话：过去这些年，每次帮助一家外资企业顺利完成了跨境破产的承认和资产分配，得到境外管理人和中国债权人双方的理解和感谢时，我都有一种“架桥人”的成就感。这不是随便能替代的职业体验。也希望咱们同行，能在法律框架内，继续多做些实事，让中国在跨境破产领域真正成为受国际认可的“可靠管辖区”。